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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参与融合 共享发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综述

2018.12.18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如今,2.8亿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农民工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镇创造了财富,为改革开放增添了活力,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决策部署,创新工作思路,狠抓工作落实,农民工群体的公平保障和成果共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抓好“最大的民生”——农民工就业创业持续稳定、扩大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如何让广大农民工在新时代享受到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的相关优惠政策,促进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和农村新成长劳动力职业教育,相关部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投入资金1415万元,免费开展创业培训。

成立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对创业人员及时跟进资金、政策配套措施。

发放各类返乡创业贷款4.82亿元,财政贴息1573.3万元……

四川省仁寿县作为一个劳务输出大县,为了服务好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近年来连续出台了上述接地气的服务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全县有13.8万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回乡创业就业,其中自主创业3.12万人,拉动就业10万余人。

仁寿县是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服务农民工创业工作的一个缩影。2014年由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将农民工纳入创业政策扶持范围,运用财政支持、创业投资引导和创业培训、政策性金融服务、小额担保贷款和贴息、生产经营场地和创业孵化基地等扶持政策,促进农民工创业。”

“春风行动真的给我送来‘春风’。家里娃娃到了上小学的年龄,需要在市里陪读接送,我不想再外出打工了,正愁着家门口不好找工作,通过这次春风行动,我找到了一个在家门口上班月薪5000元的焊工工作。”今年2月24日,在湖北省鄂州市凤凰广场,来自鄂州下辖乡镇的孙玉民对记者说。

孙玉民找工作的顺利和满足,是全国各地每年春节后春风行动活动的一个缩影。如今,春风行动已经成为各地人社部门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暖心服务的名片。

除了每年春节后,人社部、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单位共同组织春风行动,集中开展政策宣传、就业招聘、劳务协作对接等服务之外,为帮助农民工快速成长为合格的现代产业工人,人社部组织开展的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春潮行动近年来也风生水起,一大批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得到了接受就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很多企业技能岗位的农民工接受了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或高技能人才培训,一些具备创业条件或已创业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也有机会接受了创业培训。

众人拾柴火焰高。农民工就业创业服务工作,需要多个部门的共同发力——教育部岗位证书培训、科技部“星火计划”、住建部住房城乡建设行业农民工技能培训、农业部“阳光工程”、国务院扶贫办“雨露计划”、全国总工会技能培训促就业行动、团中央青年农民工培训、全国妇联女性农民工技能培训……

这些就业创业服务措施,有效促进了农民工技能提升,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创业能力。

守住“基本的底线”——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不断加强、改善

打工挣钱,天经地义。农民工抛家舍业外出务工就业,为的就是通过辛勤劳动获得报酬改善家庭生活。不拖欠农民工工资,这应该是所有经营者做人做事的底线,不让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这也是相关部门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的必然要求。

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保护农民工权益,制定出台了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建立健全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资支付专用账户、工资保证金等制度,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实行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制度和联合惩戒机制等有效措施。

为了加大对拖欠劳动报酬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维护劳动者等合法权益,今年9月,安徽省人社厅发布了今年第一批10起拖欠劳动报酬典型案件。

其中,巢湖市永泰鞋业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的两名责任人,因拖欠60名劳动者劳动报酬共计47.1万元,逾期未履行,以逃匿等方式逃避支付,最终巢湖市人社局依法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两名责任人被巢湖市人民法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

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维护不断得到加强、改善和尊重,有赖于相关部门对拖欠农民工劳动报酬、不尊重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有力“亮剑”,更有赖于从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对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加装“防护网”。

对于拒不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行径,必须亮出法律之剑。2014年出台的《关于加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通知》确定,在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过程中,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安机关要加强联动配合,建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移送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互相通报案件办理情况,进一步完善监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

让失信违法者受到法律惩处的同时,也注意发挥好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促进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规。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办法》明确,地市级、县级人社行政部门对本辖区发生的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每季度向社会公布一次。人社部和省级人社行政部门每半年向社会公布一次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根据工作需要,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可随时公布。

为了加强对拖欠工资违法失信用人单位的惩戒,2017年9月份由人社部印发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列入拖欠工资“黑名单”的标准: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报酬,数额达到认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的;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拖欠工资违法失信的用人单位头上多了一个“紧箍”。

在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的同时,农民工的社会保险权益也持续得到加强。全国各地认真贯彻落实《社会保险法》,实施以农民工为重点的“全民参保登记计划”,依法将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优化社会保险经办业务流程,做好农民工跨统筹地区、跨险种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推进农民工依法全面持续参加职工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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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6日,中建三局厦门分公司在工地现场举行建筑工人加入工会集中行动推进会,200余名建筑工人当场领取入会“小红本”。(王东明 摄)

保障“公平的权利”——农民工享受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推进、提高

农民工群体为建设城市洒下辛劳汗水,城市作为他们长期工作、生活的地方,政府部门也理应为他们平等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而努力。

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孩子的教育是大事。让自己的孩子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是农民工的最大心愿。

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事关教育公平,更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敏感社会问题,改革需要稳慎和制度上的科学设计,在这方面,安徽省走在了前列。

2015年5月,安徽省将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纳入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就近划片入学,与城镇户籍学生混合编班,统一管理,实现了“三个一样”:一样就读、一样升学、一样免费。据统计,2013年至2015年,安徽省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人数分别为26.9万、40万、46万,这组不断上升的数字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小候鸟”能够与父母一同进城生活,接受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

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和规划也在稳步推进———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改革随迁子女就学机制,进一步强化流入地政府责任,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镇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围。

据统计,2016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学比例保持在80%以上。农民工随迁子女升学渠道基本畅通。2017年,有15万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

“在工地干着活,不用跑到派出所填表办手续,不出工地大门就能领到居住证,真是太方便了。”

今年8月,在济南市十六里河派出所辖区的一处工地上,有些农民工在休息的时候拿到了居住证。

和办居住证的便捷性相比,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也正在逐步感受到它的含金量的提升所带到的种种好处。

“现在我在东莞工作生活,可以说是一刻也离不开居住证,无论是孩子上学读书,还是入住公租房,考驾照买车上牌,考证书领补贴,都离不开它。而且我感觉居住证所包含的公共服务正越来越多。”从河南来东莞工作十几年的徐涛谈起居住证的“含金量”话题,他这样回答记者。

过去的几年间,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户籍门槛越来越低,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农民工群体因为不稳定的就业状态和农村户籍含金量的提升,从而不愿意将户口迁到城市的现象。

因此,提高居住证的“含金量”,推动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城镇常驻人口,保障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成为当下实现进城务工农民工市民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目前,全国有超过20个省份出台了居住证制度实施细则或调整原有居住证管理政策规定,各地也纷纷开始试点。

我们也应该看到,各地居住证还存在含金量不一的情况,在养老、教育等少数关键公共服务领域仍然存在着较高门槛,农民工最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务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实现“真正的融入”——农民工社会融合工作机制逐步健全、有序

农民工是我国流动人口中最主要的群体,他们对城市的繁荣发展与和谐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有效地推动广大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融合,成为当前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首先体现在农民工依法享有民主政治权利方面。康厚明,重庆建工市政一公司路面分公司回兴拌合站副站长,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还连续当选为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他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情地说:“农民工能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标志着30多年来一直奔波在城市和乡村中的农民工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和认同。作为代表,我将当好农民工代言人。”

朴素的话语,既是康厚明的真情实感,也是他对农民工依法享有民主政治权利、深度融入社会管理的切身体会。

作为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2008年3月5号,北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作为首批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和来自上海的朱雪芹、来自重庆的康厚明,一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站在他们身后的,是当时的中国超过2亿人的农民工群体。

如今,从2008年到2018年,中国农民工数量从2.25亿人增加到了近2.87亿人。而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工的数量,也从十一届全国人大的3名变成了十二届全国人大的31名,再到十三届全国人大的45名……

农民工代表关注的议题也不再局限于农民工领域,而开始聚焦社会民生问题。

此外,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不断丰富。文化部等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以此为指针,各地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满足农民工基本文化需求。广东省实施农民工文化消费补贴政策,在农民工集中的开发区、产业园区举办多种公益活动,让农民工享受“文化大餐”。

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这三个群体既是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的家人,也是亟需增强社会关怀和社会融合的群体。近年来,社会各界对这三个群体的关心力度明显加强:随着返乡创业政策力度的加大,家门口就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农民工的选择,留守儿童不再“留守”,留守妇女也因为各地的扶贫车间的兴建实现了接送孩子和闲暇时间挣零花钱补贴家用的双赢。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任务。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民工工作在未来一段时期,将围绕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目标取得更可喜的成就。(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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