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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青春与汗水 城乡巨变立大功——我国农民工发展40年概览

2018.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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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27日,北京住总集团某建筑工地上,主要由来自各地的农民工组成的建筑队伍,在建设项目完工即将撤离工地前合影留念。(卢刚 摄

走在城市里,你一定见过或认识这样一群人:

街头巷尾,总能看到他们在奔波。他们干的活,大多苦、脏、累、险、重;离开他们,城市就会陷入瘫痪,市民就会面临买不到菜、理不了发、找不到保姆、收不到快递的窘境。

建筑工地,总能见到他们在忙碌。他们盖起了“中国楼”、修起了“中国路”、建起了“中国桥”,建设了城市,繁荣了城市,连接了城乡。

工厂车间,总有他们奋斗的身影。他们在流水线上神情专注、不辞辛苦,加工零件、组装产品,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人口红利”,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些人,就是农民工。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催生的新群体,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奉献者,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崛起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40年来,农民工由无到有,从少到多,汇聚成磅礴力量。如今,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和重要组成部分。2.87亿农民工正活跃在各行各业,贡献着青春汗水,为改革开放再立新功。

1979年至1988年:从酝酿到兴起

1978年11月的一个夜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名农民聚在一起,在分田到户的“生死状”上按下红手印,并约定:“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包产到户,不但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此,农村富余劳动力踏上了迁徙的征途,这一历史趋势至今未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农民有了自主支配剩余劳动时间的自由,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多了起来。同时,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急需大量劳动力。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实现“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是一种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新模式。

当时,城乡户籍壁垒森严,政策不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变化出现在1984年。

这一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肯定了农民的流动:“随着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耕地经营,从事林牧渔等生产,并将有较大部分转入小工业和小集镇服务业。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可为农业生产向深度广度进军,为改变人口和工业的布局创造条件。”

《通知》还为农民进城就业打开了一扇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标志着在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上,我国实行的政策由严格控制向允许流动转变。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农民工这一称谓应运而生。1982年2月,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著的《苏南农村社队工业问题》一文中,第一次出现“农民工”这个表述。1984年,费孝通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中,再次使用了这一概念。农民工这个称谓比较准确、简洁、符合我国国情,被广泛使用。

1984年,我国宣布开放大连、青岛、上海、温州、广州等14个港口城市,加上1980年确定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这些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对劳动力形成巨大需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数量快速增加。1983-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6300万人。

1989年至2001年:从控制到放开

“常年劳作在工厂,思妻怜子念爹娘。夜守晨候求一票,岁末年近争返乡。”一首名为《车票吟》的诗,忠实记录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他乡打工的农民工的生活场景和思想状况。

1989年,大量跨区域就业的农民工春节返乡,造成“春运”紧张,形成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在北京、合肥、广州、武汉等城市的火车站和汽车站,售票窗口前挤满了人,站前广场人满为患。1989年春节后,有三四千万农民工涌入城市。

“民工潮”涌动,带来了交通、治安、管理等方面的难题。为保持社会稳定、减轻城市压力,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实行有效控制、严格管理,建立临时务工许可证和就业登记制度,防止大量农村劳动力盲目进入城市。

这种“防控”的趋势一直持续到1991年。“广东省政府和劳动、铁路、公安等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大量外省民工来粤寻找工作的势头,采取积极措施,共同做好劝返工作,使这股‘民工潮’的压力开始缓缓减退。”从刊发于1991年3月19日《中国劳动报》的一则消息,可以窥探当时的情况。

这一时期,我国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造成城市和乡镇企业新增就业机会减少,农民工外出就业总体上呈现放缓趋势。

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内的自由流动。按照十四大精神,公安、劳动等部门放宽了户籍管理、流动人口管理和劳动就业等规定。

随着政策从控制转向放开,之前被压抑的农民工流动大潮再次涌动起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恢复了快速增长态势。1993年,农民工达6200多万人,比1989年增加3200多万人,其中跨省流动达2200万人,比1989年翻了一番多。

2002年至2011年:公平对待搞好服务

走出家门后的第一个10年,对胡小燕来说是变化巨大、意义非凡的10年。

1998年,胡小燕24岁。她离开家乡四川省武胜县,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广东扎下根。”

2008年,胡小燕成为广东省选出的我国首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这年3月,她和另外两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康厚明,参加了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胡小燕说:“责任重大。我要为农民工多说话,多办实事。”

胡小燕的经历,体现出我国对待农民工的政策有了新变化。2002年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民工工作加强顶层设计,改革束缚农民工流动的体制机制,取消农民工进城的制度障碍,出台法律法规政策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200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2002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对农民进城务工提出了“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十六字方针。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十六大报告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此后,一个个文件,一条条政策,一项项举措,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工流动进入健康发展轨道。

——2003年,国务院颁布《工伤保险条例》,首次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这一年,国务院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首次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各项权益”。

——200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这是我国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从收入、劳动管理、就业服务和培训、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维护权益等方面入手解决农民工问题。

——2006年,国务院建立由31个部门单位组成的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国务院领导为总召集人,统筹协调和指导全国农民工工作。从此,农民工有了“娘家人”。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工出现就业困难和工资下降等问题,大量农民工返乡。对此,我国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最大限度安置好农民工,努力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大规模开展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农民工技能培训,落实扶持政策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并建立农民工统计监测制度。

“2002年至2011年这一时期,中央政府的农民工政策导向呈现三大明确特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引导,从微观上的事件处理转向宏观上的顶层设计,从管理为主转向服务和改善环境为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盛明富说,“农民工工作被列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一同考虑、一起设计、一道推动。”

从2012年开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我想成为真真正正的城里人。”(杨磊,25岁,山东临沂,装卸工)

“要是能多学点技术就好了。”(徐富贵,20岁,河南驻马店,管道工)

“尊重,感谢,厚爱,包容外来工。”(吴勋海,39岁,黑龙江哈尔滨,综合部经理)

“积分入户,安居乐业。”(罗新宝,26岁,湖南株洲,餐饮部会展领班)

“越来越好,年年加薪。”(石秀娴,38岁,广东清远,煮制领料工)

……

在2012年9月建成开馆、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的农民工博物馆,有一个“展望篇·梦想都开花”展厅。这里悬挂、张贴的一张张字条,展示了各地农民工的心愿。

期盼工资再涨些,城里有房住,社保样样全,技能可提高,工作更体面,孩子有学上……每一名农民工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归结到一点,便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使农民工融入城市。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确立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我国开启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新阶段,助力更多农民工追梦、圆梦。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这是我国第二个全面系统地指导做好农民工工作的综合性文件,为农民工量身定做了就业创业、劳动权益保障、进城落户、子女教育、房屋租住、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

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从《国务院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到《居住证暂行条例》……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法规,对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作出了部署。

近年来,农民工转移就业规模持续扩大,职业技能与综合素质逐渐提高,工资收入大幅增加,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输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比例保持较高水平、参加高考人数逐年增加。此外,农民工社会保险权益和劳动报酬权益得到维护,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基本覆盖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地级以上城市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范围。

党的十八大之后的5年,全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仍在进行中,预计到2035年基本完成。我国对农民工工作的顶层设计不断加强,目前,工作格局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努力方向、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都已经明确,将稳步推进农民工本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城镇。”人社部农民工工作司司长宋娟说。(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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